10年來，我國從實際出發，在國有資本管理和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取得了兩大成果，一是沒有把國企“一賣了之”、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而是延續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二是沒有保持國有企業原封不動，而是把股份制改造和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力推產權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國有資本獲得了當代發達國家的現代企業所具有的那種先進的財產組織形式和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一批大而優的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為核心的公有經濟的控制力，為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全球競爭力，保證經濟安全和快速穩定增長，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國有企業改革

　　是中國奇跡中的一朵奇葩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一個是“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另一個是“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在中國改革的奇跡中，民營經濟披荊斬棘，不斷排除“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爭論和干擾， 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50%、民營經濟的就業占全國的75％，成了中國“出人意料發展的推動力量”。

　　與此同時，中國在經濟決策上頂住了“華盛頓共識”的誤導，果斷地把國有資本集中到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并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和境內外上市，使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為核心的公有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保證了我國的經濟安全和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這在中國奇跡中可謂是一朵金光四射的奇葩！

　　目前全國國企改制面超過90%，中央企業及其下屬企業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72.1%。2003年國資委成立時旗下的中央企業196家，到2009年底整合到123家，2012年為117家。2012年7月有64家國有企業進入《財富》世界500強行列，中石化、中石油、中國國家電網三家國有控股公司名列前十。

　　中國是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又是一個窮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時，中國GDP的世界排名才是第15位，2010年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樣一批國有控股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經濟實力的形成，正是我國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和實現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要不要發展國有經濟，要不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一直爭論不斷。大國博弈，任何一國都是主權國家，都要有更多又大又優又強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中國又是后發國家，面對西方經濟強國，不得不強化本國大企業的實力，以應對挑戰和挑釁。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民營企業還處于個體經營的起步階段，國有經濟是一個現實的存在。而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只是一種同市場隔絕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產品生產單位，它從來沒有擔當過面對市場的獨立商品生產者的重任。而且當時國有大企業并不多，總體上處于一種“小散亂破”的狀態，即不具有規模優勢、上下游布點分散、隸屬關系混亂、廠房設備破舊。從改革開放初始，歷經30多年，中國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政府抓大放小，擇優扶強，進行重組和整合，經歷了扭虧增盈、兼并破產、減員增效，分離了“企業辦社會”的主輔業龐雜的諸多負擔，承受了2000多萬下崗職工被拋棄的罵名，確實傷痕累累。

　　后來又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90年代中期開始“重點抓好一批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以資本為紐帶，聯結和帶動一批企業的改組和發展，形成規模經濟”。這才逐步有了一批比較像樣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但是，與世界上其他市場化改革的國家不同，中國經濟當局從實際出發，在駕馭國有資本方面，做了兩件大事：

　　一是沒有把國企“一賣了之”、全部退出競爭性領域，而是延續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保留了龐大的國有部門，把國有資本集中到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整合成大企業集團，使這些重要行業在較短時間內能夠擁有私營企業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起來的實力。

　　二是沒有保持國有企業原封不動，而是把股份制改造和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力推產權多元化和公司上市,形成了借助“資本化”來開發資本的機制, 最初也許是想從股市籌資來為國企解困和補充資本，但股份制導致資本的社會化，使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為核心的公有經濟成為市場的主體,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使國有資本獲得了當代發達國家的現代企業所具有的那種先進的財產組織形式和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中國在這兩個方面成功地駕馭了資本，讓國企經受了深刻的體制變革和無情的市場洗禮，盡管許多工作未必盡如人意，但是如果沒有這樣一批大而優的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為核心的公有經濟的控制力，我們就不可能在這末短的時間把國家做大做強，也就談不上擔負起世界經濟競爭主體的重任，談不上保證我國的經濟安全和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

　　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建議可以做四件事

　　當前在兩個“毫不動搖”的實踐上，要在鞏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礎上，建議做好四件事：

　　第一，必須打破壟斷。放寬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的準入條件，鼓勵非公有資本的進入和發展，發展“民營經濟”，進行公平競爭。當然，對于有些關系國家軍事政治安全的領域，又必須保證其壟斷地位；對于有些出于公益需要以及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并非營利的事業，可以由國有資本提供專門的服務。至于競爭性領域，應該按照市場邏輯改革，但并非是簡單的私有化，可以走產權多元化道路，可以引進民企公平競爭。

　　第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以及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必須繼續進行市場化、商業化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在“股份制”和現代企業制度實踐上真正同國際接軌，將國有控股（參股）公司更好地置于市場、股東和民眾的監督之下。

　　第三，為了防止走向權貴資本主義，避免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過大，必須降低國有資本的持股比重，鼓勵社會資本參股，乃至讓出一些企業由非公有資本控股，開展公平競爭。

　　第四，逐步從降低國有資本的持股中，把一部分國有資本轉到公共服務事業上來。另一個可行的方案，是拿出一定比例（譬如1/3）的國有股補充社會保險基金，這是既能降低國資持股比重、又能惠及社會民生的兩全舉措。

　　當然，這里涉及的不僅是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調整，特別是在打破壟斷方面還涉及到政府自身權力的改革，因而必須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才能大有作為。

　　繼續深化國企改革

　　需要探索澄清一些概念

　　現在，需要澄清一些概念。比如，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應當是股份制，即產權多元化，而不是“民營化”。馬克思早就指出，股份資本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向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西方國家的私人企業為了擴張資本早就向股份制改革，現在除了家族企業仍保持單純的私人資本之外，凡是股份制企業，都已經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向了“聯合的生產方式”，在所有制上已經實現了產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形式，當然就更不是原來的那種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了。

　　在我國，股份制和上市公司也經過多年的實踐，所以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為今后國有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現在，有些文章提出一個“國企民營化改革”的概念，認為“絕大部分國企都應該走民營化的道路”。如果說民營化改革就包括了股份制改造和投資主體多元化，那就不如旗幟鮮明地直接論說股份制的改革方向，不必另起一個“國企民營化改革”的爐灶。

　　如果是想脫離股份制的改革方向另樹“民營化改革”的旗幟，其結果，勢必是分掉央企，或者如某些學者提出的分股。前蘇聯就是前車之鑒。很顯然，這是沒有脫離“華盛頓共識”有關私有化誤導的窩臼。

　　是不是國有資本只能從事公共服務事業，不能從事競爭性行業？一般來說，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普遍性服務的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民營資本追逐利潤，往往不愿涉足，只宜由純粹的國有部門承擔。但不能由此推斷國企就應退出所有競爭性領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控股公司和非公有資本控股公司，都是市場主體，只要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可以同臺競技；一些重要行業要放寬非公有經濟的準入條件；同樣，競爭性領域也不應為國有資本設置禁區。

　　（作者為著名金融學家，江蘇省東臺市人，現年83歲。長期在財政部、中國建設銀行從事投資管理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工作。先后任:中國投資咨詢公司總經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高級顧問;中國建設銀行投資調查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