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號角吹響，國有企業無可逃避地面臨著“如何成為公平市場競爭的參與者，如何使龐大的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相容”的挑戰。由此，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登上歷史舞臺，公有制、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怎樣結合更有效等一系列歷史性命題，正在破解。

　　一、混合的競爭力來自哪里

　　前不久，國資委在中央企業啟動4項改革試點，標志著國企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其中，中國建材集團獲準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

　　身處高度市場化的建材領域，中國建材一開始就面臨與非公有制經濟融合的現實問題。中國建材很早就提出并實踐“央企市營”的理念，通過體制、機制和管理的創新，與重組的上千家民營企業高度融合，將國企與民企的混合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釋放出了持久而強大的動力，使其從一個默默無聞、營業額僅有20億元的小企業，成長為營業額超過2500億元的全球第二大建材企業，用220億元國有權益控制了660億元凈資產，帶動了超過3600億元總資產，確保了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談到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成功經驗，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給出了一個公式和16字原則，即“央企的實力+民企的活力=企業的競爭力”和“規范運作、互利共贏、互相尊重、長期合作”的16字原則。在他看來，混合所有制是一把金鑰匙，“推動了企業的所有者到位、治理規范化和激勵機制到位，解決的是企業真正的市場化問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邵寧認為，中國建材混合所有制成功的關鍵在于中國建材通過聘任職業經理人等相關改革，使得內部機制已經市場化。與民營經濟的混合不再有體制、機制、觀念方面的差別。“這是成功混合的條件。如果國企自身沒有形成一套市場化的機制、文化和觀念，那么混合之后也不一定能真正融合，運作不一定順暢。”

　　建材集團的成功經驗或將為破解“中國式過剩”提供借鑒。走擴大產能、進行無序惡性競爭的路子，而不是依靠市場自發競爭讓企業優勝劣汰，造成了目前中國多個行業的產能過剩。“解決過剩問題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由大企業整合市場，增加行業集中度，走優化存量、減量發展的道路，從而實現過剩產能的退而有序。”在宋志平看來，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實踐，引領行業聯合重組與結構調整，是中央企業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二、讓民企愿意進、進得來

　　2008年，中國航油集團在長江領域選擇了一家民營企業——澤勝集團向長江沿線機場提供航油運輸，前者出資1.67億元，澤勝以30條船、8.5萬噸運力入股，雙方各占50%股份，拉開中國航油對混合所有制企業發展形式的首次探索。5年多過去了，今天的澤勝船務已經成為國內內河危險品運輸領域標桿企業，在長江石化運輸企業中噸位排名第一。而5年來中國航油輸入澤勝的“除了最初的資金投入外，只派了一名副總和一名財務總監”。

　　中國航油董事長孫立將5年來的成功合作歸功于國企與民企混合所有制下的“優勢互補、事半功倍”：“雙方互為參股后，國企規范的管理，特別是在安全和質量上的嚴格要求極大地影響了民企；另一方面，民營企業機制靈活、決策效率高、市場執行力強，雙方優勢互補使企業實現了快速發展，同時也徹底改變了以往長江航油運輸無序、安全無保障的狀況”。

　　事實上，多數國企與民企的“混合姻緣”都來自“取長補短”的理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其目的是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組合，以及充分發揮多種資本的優勢，使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既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企業做強做大做優的最佳選擇。”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莊聰生指出。

　　不過現實是，成功的混合都是相似的，而不成功的混合卻各有各的問題。莊聰生認為，眼下推進混合所有制要突出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研究和解決怎樣讓民間資本“愿意來”的問題。“要真正讓民間資本有興趣、無顧慮、放心地參與，就要得到相應的話語權，至少要能派個董事，這是多數民企對于入股國企的基本態度。沒有話語權、被動參與，會讓很多民營企業有后顧之憂。”二是解決如何讓民間資本“進得來”的問題。“政策和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形成了各種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成為民間資本參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邁不過去的坎。除掉這些坎就必須加快推動壟斷領域的改革，明確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三要解決國企和民企如何“混起來”的問題。國有企業是航空母艦，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很多還是小舢板，“因此，吸引民間資本并非大型國企敞開懷抱就能做到，發展混合所有制要通過拆分業務，分層次、分類型，通過子公司、分公司與民營企業合作，尋找結合點和切入點，這樣才能門當戶對，實現真正的融合。”莊聰生表示。

　　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成關鍵

　　數據顯示，中央企業以及子公司引入非公資本的企業戶數已經占到總戶數的52%以上。到2013年10月份全國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已經占全部境內上市公司的80%以上，資產已經達到90%以上，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數量已經很多了。但是，實現混合就達到目的了嗎？

　　以歷史的眼光看，很多國企脫胎于政府，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工具、配置資源和推動經濟增長的抓手。這種“政企難分”的關系一方面在我國處于以投資驅動為特征的經濟發展追趕期發揮出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卻也成為化解國有經濟與市場規則結合這道世界性難題的巨大障礙。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石軍對當前已有的混合所有制狀況給出八個字評價，即“數量不少、質量不高”。“只能稱其為數量型的混合所有制，而非實質上的混合所有制，很多并不符合規范要求”。

　　“現在很多國有企業都已經變成了混合所有制，但遠沒有達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以后所希望達到的目標。關鍵問題不在持股主體的多少，而在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建立混合所有制實際上就是把法人治理結構真正完善的過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發現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存在誤解，“有些混合僅僅是初步搭起了架子，但并沒有真正實現現代企業制度。股東會開過沒有？董事會怎么產生的？董事會起什么作用？監事會又起什么作用？總經理是聘任的還是從社會上招募的？現代企業制度不能只是一個名義，要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建立，把法人治理結構健全了，把企業制度完善了，這樣企業才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認為，隨著混合所有制的發展和資本流動性的增加，競爭性領域企業的股權結構將更加復雜，而且動態變化；特別是按企業所有制屬性區別對待政策的逐漸取消，每家企業、包括上市公司頭上繼續戴著“國有”或“民營”的“所有制標簽”已經失去了政策意義。繼續保留不利于消除“姓國”“姓民”的社會裂痕。他建議，應當考慮改革相關統計指標體系，進而弱化“姓國”“姓民”的社會輿論，保障各類企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本文章摘自8月14日《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