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我國《憲法》中明確要堅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一、“兩個毫不動搖”是兩軍并舉而非單兵突進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代化進程之中，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格局。這是我們歷經幾十年的艱苦探索，運用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所作出的現實選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獨特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令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不僅高于1953年至1978年間6.1%的速度，而且明顯超出世界經濟同期增速，甚至高于日本、韓國經濟起飛階段的表現；在2008年以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也以穩健從容的姿態展現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模式”的特色、成功、創新，就是依靠私有制的壯大來發展市場經濟。顯而易見，這種觀點是不成立的。因為靠私有制發展經濟，只不過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走了多年的老路，既不算什么創新，更談不上成功，其中經濟發達國家只占到1/10左右（且不論其財富積累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外部資源的注入，而不能主要歸功于其經濟制度的活力），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還有不少是遠落后于社會主義中國的最不發達國家。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堅定地走向繁榮富強、走向民主和諧，一大獨特優勢和重要特色就在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與危機頻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擁有一支以國有經濟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主力軍”，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為實現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自主發展奠定了基本制度條件；與缺乏活力的傳統單一公有制結構相比，中國培育出一支非公經濟的“生力軍”，能夠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加快市場體系的培育和生產力發展，增加稅收，擴大就業。

　　“兩個毫不動搖”支持“國民共進”。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就需要從所謂不是“國進民退”就是“國退民進”、只有遏制國企發展才能為民企爭取空間的“零和博弈”思維中解放出來。借用“民營經濟”這個提法（通常指責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并非指與民眾爭利，而是指與私營企業爭利，其實“民營經濟”不是一個準確的概念），可以說，“兩個毫不動搖”是支持國進民也進的“國民共進”，而不是將二者置于截然對立的兩端。

　　從特定時期和個別行業來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進行并購重組、互有進退，都是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2008年以來國有企業在一些領域的擴張，則與國有經濟響應國家宏觀調控要求、發揮應對危機沖擊的特殊作用有關。在國際上，中國國企的位次也得到了提升，在《財富》雜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業500強中，共有59家國企榜上有名，僅當年新增的就超過10家，這是公有制經濟優勢及我國國有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的體現。

　　就改革開放的整個進程來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才是中國經濟進步的突出特征。國有資產絕對量的增加，并不是靠擠壓私有制經濟取得的，民營企業群體的“民進”，也不是在與國有企業的沖突對立中完成的。相反，它們在多個方面得到了國有經濟的蔭庇，其健康發展是在同國有企業的平等競爭、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和產業配套中實現的——國有企業大多是具有骨干和領軍作用的大企業，帶動了產業鏈上下游及相關產業大量民營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絕大多數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成為有民營經濟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改制過程中，通過前些年中小國企的出售以及近些年大中國企的輔業剝離，造就了一批起點較高、基礎雄厚的民企；國有經濟與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外資經濟之間形成一定的力量制衡，在國內宏觀穩定、經濟安全、技術創新、生態保護等方面承擔了較多的經濟社會責任，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宏觀環境。與此同時，眾多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提供了有效的競爭環境、市場需求和分工協作。

　　實際上，無論是國家電網在農村推進的“戶戶通電”工程，還是中石化煉油板塊在2008年國際油價與國內成品油價格嚴重倒掛情況下承擔起的1144億元巨額虧損，都是民營企業無力也不愿去擔負的，這時即便“國退”了也很難有“民進”，除非電價、油價超速飆升，而那將給人民生活和社會生產帶來難以想象的混亂。但這并不是說民營企業就只能停留在低水平原地踏步。為我國首座超深水鉆井平臺“海洋石油981”提供超高強度R5級錨鏈的江蘇亞星錨鏈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從村辦小廠起步的民營企業，而今已成長為世界最大的錨鏈生產企業，錨鏈和系泊鏈的產銷量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國內市場份額在50%以上。中國建材集團通過聯合重組，與眾多民營企業共同組建了南方水泥集團，統一質量標準，改變了浙江水泥市場無序競爭的狀況，結束了數年全行業虧損的局面，實現了國有、民營經濟的共贏。廣闊天地，民營企業大有可為，尤其是在與國有企業的協同并進中，將贏得更多的發展機遇。

　　“兩個毫不動搖”不可更換為“一個毫不動搖”。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對立命題是什么？顯然，恐怕沒有誰會主張“兩個都動搖”。與“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相左的認識與實踐，無非是將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與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二者對立起來，僅執其一端。然而，只強調某一方面的單兵突進，就會破壞二者的統一性，必將獨木難支，妨害多種所有制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協調局面。忽視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視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就會重蹈單一公有制的覆轍。從認識上來講，主張回歸單一公有制的僵化觀念已經日漸式微，而將公有制視為障礙、謀求將私營經濟推上主體地位的聲音卻不絕于耳。

　　毋庸諱言，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也存在著對立的一面，這個矛盾集中表現在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的問題上。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早就坦率直言：“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克松：《透視新世界》，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171頁）在一些人眼里，國有經濟不論發展得好壞，只要存在就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國有企業虧損時，指責國企注定低效率，國企盈利了，指責國企壟斷暴利；國企不市場化，就說國企不能與市場經濟兼容，國企參與競爭了，又說國企“與民爭利”；國企管理人員工資低了，那就是缺乏激勵，工資高了，又成了侵占公共利益……總之，國有經濟只能退不能進，而且要退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些批評在邏輯上自相矛盾，從事實角度也都是可以正面回應的。例如，按照批評“國進民退”的邏輯，國有企業享受了各種優惠待遇，民營企業則面臨相對苛刻的政策環境。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無論是在工業總產值還是在利潤總額上，在近年來所占的比重都低于私營工業企業，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主營業務稅收總額和應交增值稅都要明顯高于私營企業。來自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鋼企稅負差異很大，噸鋼含稅率最高的是鞍鋼，高達320元，寶鋼、武鋼為250—300元，而一些民營小鋼企僅為幾十元。過多的討論不再展開，此處只指出一點：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間的主體之爭并不是“兩個毫不動搖”的內在矛盾，因為“兩個毫不動搖”是從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而公有制為主體正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

　　二、“兩個毫不動搖”是主次有別而非兩相并列

　　正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兩條腿”齊步并進，保證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穩健發展。還應當看到，“兩個毫不動搖”是有主次之分的，二者不可簡單并列或顛倒主次。

　　公有制為主體是決定和鞏固我國社會基本制度的“定海神針”。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這是基礎性、主導性的，是“兩個毫不動搖”中的主要方面。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和制度保障，公有制為主體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保持主體地位，主要體現為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除了量的優勢，質的提高尤為關鍵，這就要求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到主導作用，增強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

　　如今，我國國有企業已經走出了大面積虧損的陰霾，生機勃勃的現實已經對那些將國有經濟等同于低效落后的斷言給予了有力的批駁。以國有經濟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對其他經濟成分產生示范、引導作用，同時在國際上通過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強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全面展現社會主義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優越性，從而建設性地捍衛著社會主義制度。當代國家間的競爭，在經濟層面直接表現為企業之間的競爭，在關系國家安全與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和關鍵領域保持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既是出于社會主義原則的要求，也是出于國家戰略的需要。世界主要50個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中，3/4的國家只有一個石油公司，另外1/5的國家不超過3家石油公司。如果以國家所有資本占企業資本總額51%以上作為國企標準的話，世界上七成以上的石油資源都是由各國國企控制的。

　　除了在生產力層面的作用，公有制經濟還肩負著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繼續改進生產關系的使命。“所有制”不單純是“歸誰所有”的物的隸屬關系，更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這種關系是通過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國有企業內部實行民主管理、公平分配，在社會上促進共同富裕、全民共享發展成果，都是在生產關系的持續改善方面率先垂范；同時，通過兼顧區域經濟、自然環境、社會進步協調發展，逐步樹立起負責任的國有企業的良好形象。

　　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更大、更新、更緊迫的現實課題。相對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而言，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現實提出的一個更新也更難的重大課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盡管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仍然是需要認真思考和探索的，但畢竟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結合是一種歷史自發的形態，并經過了多國數百年的實踐，有不少現成經驗可供借鑒，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推進的。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則是實踐探索不超過半個世紀的一個世界性難題，進行所有制理論創新對于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更需極大的政治勇氣。改革開放進行到今天，這個課題難就難在如何在已有的市場經濟框架下繼續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在現實進程中，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產值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占比從3.1%上升到30.5%，已經超過國企。再考慮到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包含著混合所有制成分，考慮到大量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基本上都是私人企業或個體工商戶，考慮到服務業中的國有經濟比重較低、農業生產又是以農民個體和私人為主，那么在全社會經營性資產中，國有經濟所占的實際比重還會更低。因此，回歸單一公有制的潮流不僅在思想領域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從實踐中看這種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更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現實課題。

　　三、如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動搖

　　理論和實踐都說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者不能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協同并進。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首要任務是理解這二者的統一性，避免割裂其內在聯系。當前，還應當清醒地看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各自都存在著妨害其進一步健康發展的問題，面臨著一些必須正視的現實制約。

　　在公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問題上，農村集體經濟和城鎮集體企業的發展還要不斷推進和完善，國有企業的技術、管理水平以及規模和控制力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仍有差距，廣大民眾與國企的直觀利益紐帶和感情紐帶有所松散，國有企業少數管理人員的腐化浪費問題令人觸目驚心，等等。就處于當今輿論漩渦中心的國有企業來說，自身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化改革的問題，但用過于苛刻的言辭來指責甚至徹底否定這些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則不免有失公允。

　　當前流行一種論調，將國有企業的發展與改革的倒退直接劃上了等號，這是值得商榷的。1992年黨的十四大對我國經濟改革作出了關鍵的“頂層設計”，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方向和基本目標。這個方向和目標20年來從不曾改變。國企改革的目標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進行國有經濟戰略布局調整，實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體制的有機結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化道路；當前深化國企改革的主要課題是根據科學發展的需要進一步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提高國有企業的控制力和軟實力，提升國有企業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在改革的方式上，現階段不能再沿用十多年前成批出售國有小企業的辦法，而是要在國有體制下依托資本市場對企業進行市場化改造，這同時也是一個國家化、社會化的過程，是國有企業回歸國家所有、全民受益的社會屬性的過程。

　　制約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各類因素中，既有外部政策環境的不完善，也有其自身的諸多不足，如民營企業存在的偷逃稅收、制假販假、損害勞動者權益、破壞生態環境、侵害國有資產、社會責任意識淡薄，家族式治理方式遇到瓶頸、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等。相比較于20世紀80年代公眾對待剛剛起步的民營企業的不接納、不信任、不尊重，如今社會各界對民營企業的態度已經寬容了許多、熱切了許多。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既不應輕視、歧視，又不能一味拔高、護短。面對民營企業所遇到的瓶頸和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其外部發展環境的改善，更有賴于其自身把握機遇打造核心競爭力，在市場大潮和經營風險的洗禮中不斷磨礪成長。

　　（本文章摘自《紅旗文稿》）